金人又命宦官邓述开列出未出城的诸王、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名单，责令开封尹徐秉哲按数交出。徐秉哲便下令坊巷五家为保，不得私自藏匿，最终搜得三千余人，并将他们的衣袖系在一起，挽行遣送至金营。女真人将宋朝宗室尽数掠走意思十分明了，自然是为了断绝中原百姓的念想，好为新上台的傀儡政权打下良好的统治基础。
对于太子之事却费了些周折，给他们捣乱却是一直十分合作的孙溥。他是托孤之臣，他知道自己身受重托，如今人在他手中眼巴巴的消失，无论如何也无法交待。于是密谋想把皇太子匿于民间，然后寻找一个外貌和太子类似的，然后把宫中几个内侍和替死鬼一起斩杀，再就势杀几个死囚。女真人讨要时就推说是内侍想要劫持皇太子出城，谁知道事情败露，被城中愤怒的士民争相殴击致死，混乱中皇太子也被人打死了。
可孙溥找了五天也没人肯做，期间宣赞舍人吴革想带人保太子强行突围，但孙傅怕有危险，也不肯同意。直到三月五日清晨，赵桓又传来书信，称：“我因为失信，已被金国废黜，你们可速遣太子出来，安抚好百姓，不要阻挠金人，免得让我受牵连。”
而太上皇赵佶也在旁边批写了“速令太子前来”几个字，孙傅无可奈何，只好交出太子，并说道：“我为太子师傅，义当与太子共生死。”说罢将留守的职务转交给王时雍，自己护送太子出宫。
孙溥如此行事，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当初受命于危难之际就应当知道托付之重，若有心无力，大可请赵桓另择贤人，这时候事情已至不可收拾才选择一走了之、摞挑子，显得失策，陷赵桓于不识人，然赵桓所用多是夸夸其谈之辈。他这一走，把留守司的大印交在了王时雍的手中，从此以王时雍为首的宋臣更是以金人意志为意志，马首是瞻。
皇太子、皇后二位车驾出城。城中闻知消息的士民赶往南薰门，随着车驾奔走号啕，太子年纪还小，沿途他不住将手伸出窗外，向赶来送行的百姓们哭喊道：“百姓救我！百姓救我！”百姓们也都嚎啕恸哭，城南之地哭声震天。
眼见的天色已晚，范琼害怕节外生枝，急忙率兵前往驱赶百姓，簇拥车驾出行。孤儿寡女只有哭天抹泪，隔了轿声嘶力竭大喊救驾。士民见范琼与手下军兵如狼似虎，手握刀枪，如何敢去触这种霉头，城中已经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对于立何人为帝代宋，最初宗翰几人中意的人是司马光的嫡孙。他们虽然发迹于草莽山泽，却也知道司马光的大名，而且对《资治通鉴》一书极为看重，须索图书之时明示要有此书，却对王安石的文章书籍不屑一顾。爱屋及乌，对司马光的后人司马朴也是礼敬有加。
等到金人留赵桓不令返驾欲行废立，作为随从的司马朴上书粘罕，责备他背信弃义，粘罕也只是置之不理。当司马朴听到金人想立他代宋的时候，更是严辞拒绝，不惜一死报效君、父。
面对司马朴的不合作，金人只得把目光转向了张邦昌。这个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前太宰给他们印象至深，其是国家的首席大臣，自然是有名望的。出使时康王赵构尚且神色不变，他却被吓得体弱筛糠，这就是胆子小的明证。至于张邦昌的奸诈，那就更是举国皆知的事情了，无需讨论，所以只有他才是最合适的傀儡皇帝人选。
在太子被遣送出京的同一天，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众人商量拥立新君之事，这时左思员外郎宋齐愈正好从金营返回，大伙儿就问他知不知道金人的意思。宋齐愈当即提笔写下了“张邦昌”三个字，并说金人已经决定了要立张邦昌为帝。
王时雍、范琼几人便奉金人旨意令文武百官、军民僧道共同推举张邦昌为帝的申状上具名，包括卸仕在家、落职充任宫观使的也得签名。王时雍还怕别人不肯附议，便亲自做出表率，写了一张劝进表，又逼迫其他官员跟着写。
百官们多数不敢抗争，只好跟着把表章写好。唯独以御史中丞秦桧为首的几个大臣能尽忠职守，不但不肯书写表章，还与之激烈抗辩，坚决要求立赵氏子孙为帝，但随即被绑送金营，之后就再没有人反对了。
可等金使把想立张邦昌为帝的事情说与张邦昌，结果却令他们疑惑不已。本来心中预想张邦昌一听之下，感激涕零之余会欣然从命的，哪知张邦昌却强烈反对，甚至不惜一死相拒。
金人一见张邦昌这样，吃惊之余又觉可笑，宋人实在是让他们太难理解了。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表现让他们看的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金人强请，把他带到宗翰、斡离不账前。等二人把城中百官拥戴之事一说，张邦昌却表现的出乎二人意料，寻死觅活只是不从，他知道这不是小事，是谋大逆、株九族的大罪。
宗翰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威胁张邦昌如果不肯当这个皇帝，金兵便要血冼整个汴京城，要把开封城男女老少杀个鸡犬不留。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非常吊诡的情景就出现了。当初金军南下时，开封军民不管男女老少，在李纲的指挥下奋起抵抗金兵；而今汴京城被攻破，金国人说张邦昌要是不当傀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要是不当汉奸的话，就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部都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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