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李纲在陈过廷的接引下回到了汴京，太后命郓王赵楷等四位亲王率百官到城门迎接，京城百姓听说李纲回京也前来等候，竟有数万人之多。李纲一路走来，感慨良多。
京城虽然经历战火荼毒，可现在已经整修完毕，各种城防实施尽皆恢复，而从各处运粮的商队络绎不绝，一问才知都是奉秦王之命从江南采购的，所用之资皆是秦王筹集，为稳定京城物价皆以低价出售，甚至不抵耗费。再看城中士兵也是面目一新，他从军装上已看出尽是河中军，比之当年河东还要雄壮，心中大安。
次日李纲进攻拜见太后，然后就当前的形势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都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惻隐之心，这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么能不再来呢？
目前的情况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宋的法统，延续大宋国脉，但实质上二帝北行，新君未立，实际上国家无主。再者经此浩劫，百年积存尽被女真掠走，国力上大大的下降！过去，宋是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宋分庭抗礼，中原皆历战火，若失去中原几乎就变成一个偏安政权了。
“爱卿所言极是，但如今二帝北行，太子亦追随，国无储君，爱卿以为立新君是否当时？”郑红梅点头道，暗赞这李纲确是个能臣，把当前的形势分析的头头是道，现在既然提起立新君之事，这也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便问道。
“太后，臣以为现在朝中势力纷杂，各处群雄并起，虽多是忠臣义士，但亦有小人蠢蠢欲动，窥觊大宝，益早立新君，使众人归心！”李纲想了想说道。
“嗯，上皇在金营中也曾有言‘恐吾宗之德未泯，士众推戴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协顺，记得光武未立事否’，令逃避在外的皇子宗亲登位，延续赵氏国脉！”郑红梅言道，“但当时在外的皇子只有秦王和康王二人，赵州之役后，诸多皇子皆被救出，唯上皇及莘王和信王被贼酋翰离不带走而未能得救，如若擅立，派引起内乱！”
“太后所虑极是，但臣以为此多事之秋，应遵上皇诏，早立新君！”李纲听了觉得太后所说似乎有恋权之意，在为自己听政找借口，可他依然坚持说道。
“好，那爱卿以为立谁较为妥当？”郑红梅何等精明，也看出了李纲的‘好意’，笑笑问道。
“照例立储应选嫡长、贤能，官家北行，秦王两者皆备，可立为新君！”李纲对赵柽不仅是印象好，而且见过他的才能，官声也很不错。
“嗯，但是秦王接诏后却不愿即位，现在正是内忧外患之际，他担心因为上位之事引得朝野起了纷争，兄弟反目，因此主张先平外患，救出二帝再议储君之事！”郑红梅听了，伸手将放在一边的写于半臂的诏书拿过来，示于李纲。
“唉，秦王不计名利，大义为先，可钦可佩，此时正需有贤王即位才可救国于危难，保我大宋国脉啊！”李纲验过笔迹御押确认无误，感叹道。
“金军北回后，张邦昌退位，曾请出元祐太后听政，其曾下诏立康王为新君，张邦昌等伪臣上劝进表，其已准备登基称帝，秦王若再登基岂不国有二帝，外患未消，内患又生吗！”郑红梅言道。
“这…”李纲也犯难了，他虽刚刚回京，但是却在来途中与陈过廷等迎接的官员和沿途遇到的官员百姓谈过，对当前朝中复杂的形势有所了解，大致可分为几种势力：
主和派，在靖康年间，以耿南仲、范宗尹等人组成，他们力主割地议和的主和派大臣，对北宋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战派，以宗泽、张所、陈遘等人组成，他们力主抗金，反对割地议和，这一类大臣此时声望日著，人心所向。
僭伪派，张邦昌被扶植为伪楚皇帝，朝廷中许多大臣都接受了伪楚朝廷的官职，张邦昌这可以叫作僭位，群臣叫作污受伪命。再还有卖国派，靖康之难中，为苟全性命而替金人奔走效命的大臣，代表人物是‘卖国牙郎’王时雍、‘虏人外公’徐秉哲，‘急脚鬼’吴幵、莫俦等人，这些人又都接受了伪楚的官职，兼属于僭伪派。
与这些卖国者相对的是守节派，如吕好问、马伸、张浚、赵鼎等，还有被掳走的张叔夜、死节的刘鞈、李若水等人，他们有反抗敌人的行为，或拒绝参与卖国卖君，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名节的大臣。
最为难以处理的是宗室派，二帝被掳掠北去，赵宋宗室之中有人想早日扶持赵构、赵柽登基，但也有人蠢蠢欲动，有的想借机问鼎九五之尊，有的观望以待时机。其中为赵匡胤之后赵子崧、赵廷美之后赵叔向等旁系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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