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柽即位三年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整训军队，可能老天爷也看到他的不容易，居然是年年风调雨顺，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天灾，就是十年有八年受到洪水威胁的开封都没受到水患的威胁。而大宋毕竟底子厚，又占据了丰饶之地，经过这几年的休养生息，百业重兴，边贸兴旺，从而迅速恢复了元气。
在强大自己的同时，赵柽不但自己不再给金国岁贡，还切断通往金国的陆路交通，抢劫其它诸国给金的岁贡，还封锁沿海港口，凡是进入金国水域的船只不论来自哪里全部击沉。且不断派兵骚扰金境，迫使他们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些手段使金国的财政收入枯竭，经济趋于崩溃，到了兴国四年，金国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根本无法无力侵犯。
但是在这形势好转的时刻，赵柽却想不明白了，过去天天嚷着要北伐金国，迎回先帝的呼声却越来越弱。他即位之初这种奏章常常堆满案头，现在却成了稀罕物，取而代之的却是要求削减军队开支，减少武备，裁减兵员的奏章。朝野上下似乎已经忘却刚过去没有几年的‘靖康之耻’，完全沉浸在经济发展、政通人和的好日子里了。
‘忘战必亡’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赵柽也和大家一样喜欢过和平的日子，厌倦战争，但是富国而不强兵，危机刚刚过去就忙着解甲归田，必然会走老路。自己费劲巴拉的搞经济，恢复民生，不也是为了能外御强敌，内安黎民，可强敌未灭，国耻犹存的情况下，他们忘得太快了，而定州路兵马总管岳飞的一本奏章在朝堂上引起了一场风波…
岳飞上书赵柽‘称军马已经整训完毕，粮草充足，而金军日渐衰弱，应起兵北伐，收复燕云，直捣黄龙，迎回先帝。’有的朝臣却称其好战，国家刚刚稳定，匪寇才平，烽烟未熄，却要再起战事于国于民不利。
而其灭金的言论也引起非议，他们以为应乘此时机不是再战，而是和谈换回先帝，哪怕是耗费银钱。还有人以为现在已经恢复到了辽宋时的旧界，还夺取了云州，已经占了便宜，可以与金媾和，再现辽宋‘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
赵柽在上边听得明白，心里明白在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自己不断提高武人的地位，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而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且这个矛盾也会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如今天下似以太平，这个矛盾便开始增强。
岳飞不过是个三边守臣，一封奏表却引起他们这么多言辞激烈的言论，不外乎是担心战争再起武人们必然再受重用，进一步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反而不如趁现在的机会阻止战争的爆发，什么为国为民多半是借口。对于此事赵柽反常的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没有驳斥他们的言论，而是保持了沉默，可事情却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持续发酵。
先是太学数百学生于清明日祭拜成为靖康之变殉难烈士之后，群情激昂，他们以血为墨写了封奏表进到宫前。宣德门再次上演了‘伏阙上书’的一幕大戏，太学生们宣读讨金檄文，朗读殉难大臣们的诗赋，呼喊口号，吸引了大批百姓围观，一些反战的朝臣被追打，辱骂，只能避在宫中不出。
太学生上书的次日，各个军校的学生也‘自发’的到枢密院上书要求出兵北伐，而他们的态度却比之太学生们‘文明’多了，一直保持着严整的军容，进退有序，严守军纪，更没有发生打人、骂人的事情，始终保持着克制。
在文武两学的学生们群体上书后，又有京中各行会联合上书。这些人从各个坊市聚集到宫门前，来的不但有各行的大佬，也有杀猪卖肉的摊主，瓦子的伎人，酒楼的泡汤，上灶的大厨，游方的道士、和尚，形形色色、服饰各异，不一而足。
过去说是七十二行，可宋朝是大发展时期，京中却有一百零八行，可谓覆盖了各行各业的每个基层，而且人数众多，来到宫前的就不下万人。他们的‘大游行’一时间轰动全城，而他们比之学生们的游行却实惠多了，捐出各色物资、银钱合计百万贯以资军用。
事情越闹越大，百官们一时毛了爪，又纷纷上奏，有的要求皇帝下旨安抚百姓；有的以为不能助长此风，借以要挟朝廷，应调兵镇压，以免引起动乱；有的说应该听取民声，朝廷应民所想；还有的人认为民心可用，正是北伐的良机，灭金国雪国耻。
皇帝依然没有表明态度，宰执们也不敢妄下论断。可事情还在发展，是战是和的争论从朝堂向民间蔓延，从京城向四周府路、江南扩散，而各地官员也纷纷上奏，他们的态度反而比较鲜明，力主北伐，对金开战，而这些人多是赵柽即位后更换的主战官员。
主和的声音反而多是来自一些曾被赵柽打压的士人和官僚集团，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借此挑起文武间的矛盾，使以李纲等士人重新站队，从而逼迫皇帝重新启用他们这些人与金媾和。而江南的民间的声音又比江北弱了许多，他们许多人没有经历过金国入侵，对亡国的感触要淡一些。可江北却被金军扫荡，他们家破人亡对金国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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