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8年年底，正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的关键时刻。
此时，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高达2000万人，其中尚在农村和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
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想法抽调回城。
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
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
这样的兵团全国有12个，拥有知青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
然而，粉碎“四XX”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
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南云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城，开了四十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简称《四十条》）。
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
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连“知青”的回城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南海女知青，徐玲玲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玲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导致母子不幸双亡。
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严惩。
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
于是，这一由女知青的猝死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南云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一位中央领导也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络绎不绝。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
第一，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
第二，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
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抬尸请愿行动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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