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三年，太子在扬州度田，姜维率军出征高句丽，朝廷也是处在忙碌当中，没有时间休息。
时近年终，秋冬之季。御史大夫吕乂上疏认为前汉旧律烦苛，刑罚严苛。自光武中兴以来的东汉律法，仍以汉代旧律为核心，从中不断增加新的律令，致使科条无限，庞杂烦苛。
且天下三分颇久，各地仍保留旧法，不便中央管理。于是其请求对两汉遗留的律法体系进行结构性重组，废除以春秋决狱为精神指导，《九章律》为基础的大汉旧律。
在中央大臣一致同意的表决下，刘禅采纳吕乂的奏疏，对两汉旧律进行重建，编撰一套适合当下大汉的律法体系。
能让大汉群臣统一意见的提议不多，修律便是其中之一。两汉律法的弊端过多，其首要原因在于汉代律法法条之外的解释过多。
如汉代旧律跟不上时代进程，朝廷会做出诏令，或是桉例判决，来补充当下的旧律，随着桉例判决、朝廷发布的诏令过多，其中就会产生矛盾，或是令人难以牢记。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律法学家的解释即为章句，在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章句法学家成为了汉代律法舞台的主角，完善西汉的律法以及删减旧法上。
但司法方面，这些章句法学家参与了两汉律法的修订，他们所对律法作出解释的章句也在司法中具有法律效力。
数百年下来，汉代出现叔权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八家章句学者，各家有数十万句的注解，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律法解释，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句的注解。
其间律法大家出现，随即也诞生了一批律法世族，如颍川郭氏、汝南许氏、扶风马氏、颍川钟氏、河南吴氏等着名于世的律法世族。等到郑玄出现后，又及曹魏建国，其便采用郑玄的章句，但其也有数十万言的律法注释，也是令人头疼。
在曹魏之前，如此庞大的律法条文，几乎无人能够精通，也给东汉的治理带来极大的冲突性。如部分桉例中，县令用郭令卿的章句，郡守用叔权宣的章句，其得出来的判决怎么会相同，判决桉例冲突，其治理也会产生冲突。
当下大汉建国之初，一切从简，以《蜀科》为通用律法，辅以刘禅的诏书，中央出示的桉例治国。但随着大汉逐渐深入统治天下，其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在释放奴婢运动中展露无疑，大汉的律法条文急需变更。
统一众人意见后，刘禅为了表示大汉律法的包容性，不仅委任吕乂、董恢（大理寺卿）、杜恕、夏侯玄、关兴等大汉官吏，还任命一批如司马孚、高柔、钟会等曹魏旧官，及诸葛恪、朱据等吴越旧官，三国旧人共同制定大汉的律法。
说实话，东吴没有什么着名法学大家，但刘禅为了保证新编撰的大汉律法具有普适性，也看重诸葛恪、朱据等吴越旧人的对扬州的了解，方才把他们调入编律官吏当中。
十一月，在三国人员配齐后，中央便开始声势浩大编纂大汉新法的活动。刘禅有时也会介入，与众人商讨大汉律法编纂的内容。其中刘禅对律法条文的灼见及对律法的远瞻性，令得众人敬佩。
实际上，刘禅对律法的钻研被众人严重低估，其在大汉朝中也当是首屈一指之人。刘禅不仅学自诸葛亮的法学思想，同时他也拥有后世的律法知识，加上他多年治理大汉的经验，足以在法律体系、司法解释等宏观方面傲视众人。
比如刘禅直接否决了汉代以来的用于律法上的章句（司法解释）滥用，但他也深知章句的重要性，其能保证汉代律法的迭代性。因此刘禅把章句的权利归纳大理寺所有，让官方出示司法解释，取消私人解释。
同时考虑到大汉地方情况各不相同，刘禅也建议不同地方可以拥有不同的司法解释，或是桉例判决，但总体上不得违背大汉新律的司法精神。
在政务繁忙下，延熙三年很快过去了。时间来到延熙四年，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姜维大胜高句丽，太子在扬州度田顺利外。天下却是风调雨顺，无论是巴蜀、陇右，还是中原、荆扬皆迎来了丰收。
不得不说，刘禅运气很好。在大汉统一天下以来的这些年头中，居然没有发生过什么天灾或人祸之类的事。没有天灾人祸，农业又得以丰收，刘禅也开始把目光放在其他方面上。
当下他正与几名从扬州而来的胡僧交谈，了解大汉以外的世界，或是相谈佛教，其中知晓佛礼的霍弋陪坐。
刘禅与胡僧交流几句后，目光看向康僧会，问道：“卿自言从身毒渡海而来，不知当下贵霜国如何？”
康僧会，康居人，从小随其父移居天竺（印度）。父母双亡后，出家学道，严守法戒。为传播佛教思想，从天竺渡海抵达交趾，又从交趾到建业。恰逢吴越战乱，避世不出，专研汉家学说。
直到太子刘璿下扬州度田，康僧会会同维只难、支谦等人求见刘璿，希望能说服刘璿帮助他们传教。太子刘璿对于宗教之事，不敢擅自决定，便把他们送到长安，让他们去面见刘禅。
康僧会摇了摇头，说道：“启禀陛下，自婆苏提婆身亡，贵霜国力日渐衰微。今虽仍存贵霜国，但也已分裂成若干小国。且身毒南部已不在贵霜统治之下，乃由笈多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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