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眼仝明，眼光收回来，平视着韩琦，说：“请稚圭兄指教。”
为这件事，郑朗烦恼了很久，所以亲切的用了韩琦的字，又加上一个兄，场合也不对，虽是家宴，有几位官员，还有歌舞妓在此，特别是歌舞妓，她们能赴此宴，也是一种荣誉，回去后会将席间所发生的种种，各人的谈话当作资本说出。韩琦今天若想出办法，证明他比郑朗智高一筹，传出去，韩琦也很有脸面。
郑朗越对他尊敬，韩琦越有脸面。已经感到脸面，韩琦一张长脸绽出笑容，说道：“想知道关系，请郑行知授我宽严之法。”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大家相互请教，没有彼高此低。
富弼又松了一口气。
郑朗从富弼脸上扫过，说执着，富弼内心执着比自己比韩琦皆厚了几份，所以在出使契丹时有了惊艳的表现，也因为这份执着，才有后来的种种，不但富弼，范仲淹执着更厚。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他们……
丢下这个想法，徐徐说道：“稚圭兄，唐朝盐价最低时一斗才十文二十文钱，酒之利要么缺少粮食不准酿酒，要么听任天下人酿酒。但如今呢？私盐几十斤，私曲者五十到一百斤者一律处死，这是太平盛世的律法吗？”
王拱辰道：“郑知府，我朝盐酒之政，都是在唐朝基础上改良过来的。”
“也，但是君贶兄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盐酒之政是我朝从唐法上进行改良过来的，然而唐朝什么时候出现了在盐酒上谋利，用之于国的？晚唐时期！唐朝开始走向末落，不得不从百姓身上进行渔利。老百姓开门数件事，柴米油盐，还有酒茶矾，朝廷从这几件事上进行苛剥，是不是在向百姓进行苛政？是不是变相的加税？”
“非也，内治之功，我朝当数第一。”
“这话我也说过，比起其他朝代，我朝胜也就胜在内治上，外交昏暗，军事软弱，若没有这个内治遮一下羞，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宋朝人了。也因为这个内治，虽苛剥于民，民怨之心不重。没有内治，被契丹人欺侮，马上党项人又要欺侮了。你还以为这个国家会坚持多久？”
“行知，不用多说，我已经明白，但我怕失去警戒作用。”
“无妨，此案中除盐案外，还有多起命案，盐，是国家从百姓身上谋利所造成的弊端，但命案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关律法，也要进行处执。这是我的看法，何去何从，还由三位钦差作主。”
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案牵动天下人的瞩目，无论怎么判，以后必然会被各地官员当作法例依准，轻判有轻判的后遗症，重判有重判的后遗症。郑朗提供的仅是一个谏议。必须要轻判，要错最大错误是朝廷，这是民生，却让朝廷当成了敛财工具，但也怕造成不好的后果，有些人牵扯到命案，必须重判，用他们以示警戒的。
具体怎么做，是功是过，郑朗不想参与，更不想与韩琦与争这个处执权。又道：“请稚圭兄教我，为什么中庸与迁民有什么关系？”
“你著中庸，写的是调济之道，其中包括天下，故有天下篇。虽你是杭州知府，也要胸怀天下，平安监暂时由杭州兼管，可它终于朝廷的监，陛下的监。”
“是，”郑朗正襟危坐。
仝明却喝了一杯闷酒，郑朗服气，他不大服气，这一切全是郑朗带来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是郑朗胸怀天下，让利于朝廷，否则蔗糖作坊，与海外的矿藏，私心重一重，不交给朝廷经营，自己经营，朝廷也无可奈何。
想法有些偏佐，不交给朝廷经营也行，麻烦多，见效慢，特别是海外的矿藏，任何一家一户，都没有办法将一处矿藏经营好，能找出来，但未必能守得住。能守得住，利太厚，朝廷会有人眼红，最终也保不住。
富可敌国是美词，换那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有一个人财富比国家财富还多，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宋代也不行，会坐视你拥有几百万贯财产，但能坐视你拥有几千万、上亿的财产么？
再说，拥有这么多财富做什么？
总之，郑朗的态度暂时让韩琦很满意，包括在公堂上引起的不快，韩琦暂时忘却了，说道：“杭州没有人力，然而此监乃是国家之监，事关国家的大量财富，不一定从杭州拨出人力。全国各地，有许多禁兵、厢兵还有浮户。”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最好是禁兵，朝廷数冗当中，以冗兵危害最大，其实移一移，有了收入，又适应了当地天气，等于是在替朝廷解决一部分冗兵，而且禁兵好啊，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战斗力，对国家忠心耿耿，到了海外，若有原住民来犯，可以随时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拱卫供给点安全。稚圭兄，回到京城，一定替我多多美言。”
“为了国家，是当然耳，但是行知，南方必须有准信，我才能在陛下面前替你进谏，否则也不能轻易兴师动众。”
“放心吧，不久后自会有消息传来，”郑朗说道。
元蒙两次远征倭国，让郑朗心中留下一层厚厚的阴影，到了杭州后，仔细地盘问，有海只沉没的事件发生。毕竟这是在宋代，但也不是他想的那么严重。如果隔三岔五就会有船沉没，怎能有人出海？不要说宋代船舶技术发达，就是在唐朝时，大食那种船也没有发生过多少起沉船事件。后世打捞沉船，那是多少年，甚至一千多年积攒下来的。就是这样，也没有发掘多少宋朝大型船只，无他，不是沉没寿终正寝，而是到了报废的年龄拆卸寿终正寝的，所以后人很少发现大型宋朝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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