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胸有成竹，吕向高不算是能吏，但也不算是庸官，剡县的变化，他能看到，只要察觉到这个变化，自己就会相安无事。镇静地答道：“江南历来富饶，不仅是鱼米之乡，商业也十分发达，普通人家皆小有积蓄。乍遇灾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米价虽高一点，但老百姓俭省一点，也能坚持一年半载的。那些贫苦家庭，我也可以进行救济，让他们熬过这一难关。”
说着让主薄将救助名册拿来呈给吕向高看。
一笔笔用费记得很清楚，吕向高语气更缓，问：“救助的钱从哪里来的？”
“就是商人奉送的钱帛，”王安石道，不说强行勒索，不说贪墨，而说是奉送。
吕向高终于醒悟，敢情是自己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气得哭笑不得，不满地问：“昨天你为何不说？”
“昨天知府气势汹汹，哪里给我说话的机会？”王安石戚戚地答道。昨天根本不能辨解，弄不好这个吕大人一怒之下，能让衙役抽自己嘴巴子。
吕向高更是啼笑皆非，大半天后道：“放。”
一声放字传出，外面百姓欢声雷动。
吕向高心中更不是滋味，要命的是他将事情没有弄清楚，就写了奏折禀报朝廷。因此设宴，请王安石来赴宴，得让他替自己说说好话，而且剡县做法也让他深思。以前粮价虽贵，但老百姓还能买到米，日子过得苦一点，不会活活饿死。这些奸商！吕向高同样气得要命。
就问王安石怎么办。
王安石后面还有一个猛人，他老师郑朗回来了，怕个球。于是献了一个更大胆的计策，剡县继续保持一石米三千文，但让吕向高做配合，让他发布命令，允许商人在杭州以一石一千五百米价格出售粮食。就是一千五百文，粮商也有巨大的回报，以前丰年时成本不过三四百文，加上损耗运输成本，也不过五百文。
前面有一个剡县高价粮，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杭州市场，南方各地的粮商会疯狂地将粮食运向杭州。不要多，两三个月时间，从杭州到剡县粮食会堆积如山。可是百姓在这个高价下，不会囤积粮食的，那么粮食越积越多，不用调节，粮价也会一天天的下跌。或者双方做一个配合，来一个陡跌，粮价便能降到一千文。
这个价格不害人了，北方粮价即便在丰年，也在六百多文到一千文之间浮动。整个两浙粮食危机会随之化解，甚至两浙粮价一掉，连带着其他地方也会将粮价掉下来。
吕向高听得目瞪口呆，差一点流哈拉子，惊讶地问：“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
“是啊，否则就是三千文，百姓也吃不起。”
“那你在公堂为何不说？”
“能说吗？一说消息泄露，计策还能成功否？”
吕向高再次不能回答。
不过他没有王安石胆子大，回杭州后与属下官员商议，这才写奏折再次将此事禀报，请求朝廷许可。
赵祯看了奏折，摇头：“不成体统。”
郑朗随着接了一句：“是不成体统，以前只有商人想方设法赚取国家的利益，为了对付朝廷，居然不顾百姓活活饿死，联合拒售粮食，如今计赚这些商人，未免做得有些过份。”
这古对的对答，大宋等人全部摇头。赵祯同样在笑，说道：“准了。”
商人能坑朝廷，为什么朝廷不能坑商人。
一道诏书下，江南粮商开始疯狂了，一时间大运河上布满了运粮的船只，一起往杭州赶，但杭州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往剡县赶。赶到杭州还好一点，赶到剡县，那是送死去的。
而且还嫌不够热闹，又杀出一支生力军。
当时几个商人无意中带了粮食，到密州卖，赚了一部分钱，这是权当放空回来的。郑朗那时在中书，刻意嘉奖，又免其税。这就形成一种制度，有的商人时不时带粮食回来。平时利润不高，那边价低了，人家宁肯养牲畜，也不愿意卖。正常价达到两百余文才肯出售。不会刻意为了两三百文差价带粮食回来，是看船载重量，船若空，顺带一点，赚一笔小钱。不过这无形中刺激了一些留守百姓种植。
广种薄收式的种植，但好在不用交税，又是无主之地，还有一季三熟，这些年积压许多粮食。郑朗倒不是完全为了备荒年，而是用来打压国内的粮价，才通过嘉奖，刺激商人，让商人刺激留守百姓种植的。
粮价在宋朝一直处于缓慢上涨状态。不是农民得利，一些五等户将租子与税交完，余下的粮食仅够度日的，四等户同样没有多少余粮销售。得利的是商贾与大户人家。
在双方有意哄抬下，宋朝粮价一直只涨不跌。但另一边生产出大量粮食，会对这种势头进行抵消作用。这几年带了许多粮食回来，但不多。直到三千文出来……
一个个都疯掉了，两百文利润不吸引人，海船成本高，海上有风险，多是运输贵重的货物。可是能出海的海船都很大，小者四百吨，大者能达到一千吨。化成石，是万石船与两万石船，一石能赚五百文，那么也可观的。正好九月西北风起，是南下的好时光，但这次南下不同，是刻意与那些据点的百姓收购粮食，甚至因为船渐渐多起来，有的人南下打交趾人的主意。将粮食装上船，不顾逆风行驶，用大橹拼命的划，将船驶回杭州。时机啊，一旦错过，机会便不可再来。结果到了年底，又从海外冲击过来三十几万石粮食。与南方所需的食用粮相比，三十几万石还不够杭州百姓食用数月之需。可粮食越积越多，三十几万石粮食到来，那可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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