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看完后久久不能平静，内心被触动到了。想到自己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想到村里那些退伍老人讲过的故事，我好像抓住了什么，我就下决定写了。”
陶歌说：“我研究过你的小说，常让我勾连起你和博尔赫斯的关系，没想到你的小说背后还真荡着博尔赫斯的“幽灵”。
这或许可以找到你小说与众不同的密钥。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聊聊。”
张宣摊摊手：“其实这没什么，现在就可以聊。你读过“圣经”吗？”
陶歌回答：“我曾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借朋友的读过。”
张宣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偶然看过一次“圣经”，对里面的故事是了解的。
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述的是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平故事。
四部福音书各自为营，有同有异，既冲突又补漏，给了我创作“风声”的灵感。
“风声是“一事三说。我D说，GD说，作者说。所以，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不在“罗生门”，在圣经。我也是因为有了启发，才创作出纲目式的结构写法。”
陶歌问：“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家的个人写作史，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
作家的写作，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
同时我发现，“风声”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你好像很享受这种快乐？”
张宣回答道：“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迷信这个。“风声”也是这样反复琢磨出来的，只是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快乐，而是充满挑战。”
陶歌问：“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样可靠吗？”
张宣说：“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害怕黑暗、残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
陶歌问：“风声”里我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面对同一段往事，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读者先要听潘老回忆的“东风”，再听顾小梦回忆的“西风”，最后还要跨越时间去感受“我”所叙述的“静风”。
这是一种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风格，背后的逻辑是承认真相是无限的，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只是一种“小真相”。
换句话说，它把记忆认定为一种社会活动，通过每个个体的差异之中的记忆来修正那些记忆的“标准像”。
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书”对风声的“照亮”。事实上，我们如今很难说后现代主义和“圣经”式的叙事究竟是谁先发现了谁，它们好像是同时向我们扑过来的。
在先锋叙事逐渐退场的今日，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解构带来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本身视为一种相对主义，认为后现代的背后还有一个真相。
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的是，“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重叙述，你觉得这样一种对峙的叙事结构，究竟把历史的真实或文学的真实带到了怎样的境地？”
张宣回答：“你应该知道，真实的生活里，其实充塞着太多的不真实和荒诞。
甚至比小说还荒诞。
而小说有虚构的特权，却被剥夺了不真实的最小权力。“风声”中笨重的窃听设备绝不能被针孔探头替代，院子里的竹林不能换成椰子树林，否则就虚假了。
小说中任何一个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细节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赋予它虚构的特权就是要高保真，杜绝虚假。所以，海明威说，他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到他的小说里。”
陶歌认可这观点，话题一转就问：
“再说说“风声”的发表吧，好像争了一个第一。你要知道，人民文学以前不发长篇小说的，你当时怎么会把它投给一个不发表长篇的杂志？”
张宣晕乎了，自己怎么没注意这个呢？
但没关系，忽悠咱也是有天赋的，谁不会呢？
于是一脸无奈地样子笑着回答：“你知道我的家庭背景，知道我也是个学生，在文学这条路上没太大认知和人脉，我就听过人民文学，我也坚信自己作品的质量。”
说到这，张宣停了停，自我揭露说：“其实你不知道，我当时把稿子寄给你们人民文学后，一直在等消息。
左等啊右等啊，20多天就过去了，我那时候也挺心急的，以为稿子石沉大海了呢。
哪晓得你们人民文学还有不发表长篇小说的事情啊。
说真的，要是知道了这点，我说不定还真就不敢投了。现在想想，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
听他这么调侃自己，陶歌笑出了声。
就连摄影大哥和助理都跟着咧开了嘴。
陶歌笑道：“还好你投了人民文学，不然我们就错过了这么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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