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沦陷的最初的那段日子，余振生觉得自己浑浑噩噩，他看着日本兵大批的涌进天津城，街上有人喊话，隔着铺子都能听的清楚，说话的是中国人，在替日本人喊话。大致的意思是，日军接管天津维持秩序，老百姓不要随意走动，否则打死务论。还说，要店铺都开开门营业，迎接皇军到来。有工的要上工，有学的要上学。
天津城里到处都是日本士兵，他们扛着枪挨家挨户的搜查，抓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余振生见证了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他所不知的战争另一面是：
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形势已十分危急。这里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平常即驻有日军步兵、炮兵各一个联队，战车、骑兵、工兵各一个中队，驻屯军空军大部也集中在天津。事变爆发以来，日军更加速进行着攻占天津的各项准备。
日军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将塘沽沿海码头完全占用，并在塘沽设立了运输部，驻在塘沽的日军约有一千多人。塘沽日军在北岸修筑军用码头，并准备与我大沽驻军三十八师隔河对峙。大沽口外，27日续到日驱逐舰一艘，前到之菊、葵、获三舰在海面往来保护，由日开来运载军需品的二十五艘商船。天津铁路东站和总站(即北站)也被日军派兵占领，并且日方在津修轻便铁路运兵，26日晨已开始工作。路线系由东车站风林村直达东局子兵营，全线计长约20余里。
同时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步炮兵外，特别还有大批飞机飞抵天津。截至27日，TJ市共停日机60余架。28日下午4时，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中将又督机百余架抵津东局子机场。
日军还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侵占天津的战术演习，从25日起，已发展到演习巷战。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大战已迫在眉睫。28日上午，日军大举进攻北平的消息和宋哲元27日夜发布的“自卫守土”的抗战通电一并传到天津，但是却没有要天津守军出击的命令。是遵令“应战而不求战”等着挨打，还是主动出击消灭敌人?一个严峻而又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摆在了天津中国守军面前。
当时驻守天津的中国驻军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此时在北平，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师长职务，并兼任TJ市警察局长。其时，TJ市内及郊区的兵力只有三十八师的一个手枪团，二十六旅(属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加上三个保安中队的武装警察，总共有5000人左右，因天津日军以一部增援北平，在数量上稍多于日军，而在武器装备和训练上却又落后日军许多。然而，广大官兵对于当局的消极抵抗政策早已不满，抗日情绪非常高涨，纷纷请缨杀敌。
在官兵们的要求下，李文田等决心主动对日发起进攻。在29日凌晨2时，先敌之前发动对日军的全面进攻。主要战斗目标为：攻占天津东站和总站；袭击东局子飞机场；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及日租界。
战斗打响以后，中国军队奋勇杀敌，开始进展颇为顺利。二十六旅第六七八团和保安队，在祁光远的指挥下，于凌晨2时突由八里台插入六里台，猛扑海光寺。日军在道路上架起大炮阻击我军，中国官兵在猛烈的炮火下，前赴后继，几经冲锋，到天快亮时打到日本兵营外围，并占领了东停车场。日军只好龟缩在墙高垒固的兵营内。为解救其困境，日本空军于晨5时出动飞机9架，向中国军队扫射。日步兵也趁机反扑，我军坚决还击，阵地几进几退战斗极为激烈。
袭击东局子机场的二十六旅某部的保安二中队，在夜幕中接近机场，消灭敌人哨兵后冲进停机坪，日军这时才慌忙起来抵抗，战士们挥起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与此同时，一部分战士把汽油泼到敌机上引燃焚烧，十几架飞机在火海中报销。至拂晓，日军援兵到达并以飞机助战，中国军队才撤出战斗。
攻击铁路东站的任务由保安队承担，在宁殿武的率领下，保安队由第二特区通过意租界北部，包围了东站并在2时发起攻击。日军的守备部队和航空兵团的400多人拼死抵抗。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占据有利阵地，遂烧毁了站前的建筑物。中国军队在大炮掩护下，很快占领了通往山海关的二站台，接着又向日军固守的一站台攻击。到黎明时分，日军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只得放弃车站退守在一个仓库中。
由于法租界拒绝日军通过，而使日军无法向东站增援，通讯也完全断绝。因而，日军指挥部非常担心东站部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二十六旅团长朱春方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先用预先布置在北宁公园的大炮轰击北宁路总站(今天津北站)，大炮过后，步兵发起攻击，总站被克复后，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宁铁路总局。惯于掩盖败绩的日军，在给其上司的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北宁铁路总局的事务员全部被轰走，三十八师完全将其占领。”
进攻日军老巢日租界的战斗打得尤为残酷，从凌晨2时到4时55分，经过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方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今兴安路）、旭街（今和平路）、福岛街（今多伦道）三个方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日军把警官都推上前线，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日军已完全陷入了危急状态，租界内实行了非常戒严，日本侨民组织了“义勇队”，准备租界失守后作困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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