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梦说：“所以，文字的价值一定体现在文字之间的逻辑关系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之间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无限大的不平等，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有的地方不吝笔墨，有的地方惜字如金。”
我说：“当然，我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即使是价值可能无限大的地方仍然有些吝惜笔墨，大概是无限大价值见得多了，也是因为自认为自己的时间也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无限大价值之间也不得不做出取舍。即使是无限大价值也是可以比较的。例如，两个同样可能是真理的理论，一个可能性更大，那么就应该预期它有更大的无限大价值。或者，两个可能是真理的命题，一个是另一个的必然结果，那么，作为原因的命题有更大的价值。”
阿正仍然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表情，“既然你要追求无限大价值，书中有价值不高的内容不违背你的价值理念吗？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说：“这样的内容确实存在。但是，这不是问题。我不会只写最有价值的内容，甚至，不会只写价值比较高的内容。这里面涉及很多原因。例如，如果涉及无限大价值，我很愿意冒险，所以，正确率会降低。如果冒险失败，就可能出现零价值乃至负价值。由于逻辑推理分岔、发散的属性，预期价值无限大的推理总是可能始于价值有限的推理，因此，我认为我的每个思维都有无限大价值。同时，因为我并不知道那些价值有限的思维未来会如何分岔出和真理有关的研究，我并不能认为这个推理有独特的无限大价值。所以，所有思维共有某种基于预期的、统计的无限大价值，而这是无法通过相互作用观察出来的，能观察到的是思维之间的相对价值。”说着说着，我变成了喃喃自语，“这怎么有些像是物理学中的重整化？”
阿梦说：“我的侧重点肯定和芳芳不同。可能的原因并不会仅限于我们给出的原因，毕竟这已经属于远离信仰的范畴了。我认为，篇幅和投入的精力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如果有同样长度、同样价值的两句话，那句需要投入的精力较少的话更应该被写下来；如果单位长度语句所需的努力是一个不变量，就应该让价值和语言的长度成正比。所以，如果一行字能说明推理A，十行字能说明推理B，A和B价值相同又不可兼得，这时应该选A。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也就是同时考虑价值、努力、长度，就会比较复杂。有些低价值的语句虽然篇幅较长，但是，几乎不费力，仍然有可能写出来，如一些过渡性语句。看得出来，芳芳这位作者很舍得在低价值的过渡部分下功夫。另外，为了提升语言的价值，我们试着多用双关语、成语等信息量大的语言，也省略了很多读者自己可以做出的推理。这些至少是可能合乎逻辑的写作方法。所以，把低价值的知识写下来可以有若干原因，如所需的篇幅和努力不大。甚至，正确率低或者重要性低的文字都可能存在。例如，重要性高就能降低对正确率的要求。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每一个推理都要尽量清晰地写出来，提供尽量多的证据，这会导致把大量精力、大量篇幅投入缺乏价值的工作之上，反而忽视了最有价值的工作。后果之一就是那些经验主义证据其实不应该算是证据却被当作证据。”
我说：“不仅降低工作效率，也挤占了论文发表的空间。实际上，关于真理的论文无法发表也许就和没有价值的论文、文字太多有关。甚至，继续推理一下，这种论文、这种发表论文的规则都是在危害、屠杀后人。”
阿正说：“这不可能！”
我说：“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推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杀人犯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他人的生命，所以有罪；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享受导致知识进步放慢，进而导致后人寿命缩短，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现实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或寿命。两者有多大的不同？难道，有形的劫杀是罪不可赦，无形的劫杀就可以心安理得？研究、发表不可能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也许比不动脑子强一些，罪恶少一些，但是明显还不够。”
阿梦说：“所以，对论文、书籍等思想传播方式而言，只用有一定的重要性、正确性来要求是错误的。出版商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在存在无限大价值、存在真理的条件下，这必然意味着追求价值无限大，而出版商的正确目标有助于鼓励作者乃至全体智人追求无限大价值。但是，不能因此就要求一本书处处都研究真理，每一处文字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无限大价值。价值有限的推理不仅能导致价值无限大的推理，也可能有助于理解价值无限大的文字，它们也可能有无限大的价值。例如，文中会有一些过渡性的文字，虽然谈不上必要，但是，确实能够让文章读起来不那么生涩，更容易理解。在文字上适当投入一定的努力，能够帮助真理更容易被接受，这是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的。当然，究竟是否能兑现这种辅助价值，要留给历史、经验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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