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十几天前，岳宁将南苑小区共十几位业主给起诉了。”
“如果不是派出所民警从中调解，被岳宁起诉的业主将会有三十六个之多，那些选择接受调解的业主每个人都要付给岳宁1000元钱，作为赔偿。”
“在这里，我想声明一点，那些业主确实违法了，这毋庸置疑。”
“但同时我又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些业主的违法事实都源于‘岳宁是精神病人’这个导火索，而这件事又恰恰是岳宁自己亲口说出来的。”
“当然，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倘若有人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以及专业律师资源，引诱别人违法，然后再将别人告上法庭，借机发泄私愤或谋取私利，那这又算什么呢？”
“回到这件案子本身，我完全有理由推断岳宁有可能是趁双方发生冲突的机会，故意撒手将杯子扔下去，然后嫁祸给张大鹏。”
“与检方的推断一样，我以上判断也都是在已有证据上进行的推断，并无实证。”
“但如果法庭认为检方的推断是合理的，也请考虑下我的这个推断。”
王吉庆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将话说完，然后向法官鞠了个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得不说，这一招确实很流氓。
将自己的观点与检方观点在规则上进行绑定，然后彻底把水搅浑。
因为在我国想判一个人有罪，必须要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否则即便是被告自己认罪，也无法判定被告有罪，这便是无罪推定原则。
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
你有证据吗？
原本检方掌握的证据，其实已经算是证据确凿了。
虽然就如王吉庆所说，没有实证（直接证据），但检方所掌握的间接证据也足以定张大鹏的罪了。
法律规定，只要各个间接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能得出唯一结论，可以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审判定罪。
而就本案而言，想证明张大鹏在高空抛物这件事上具备“主观上的故意”，也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
这也是本案能够执行简易程序的原因所在。
倘若张大鹏的辩护人不是王吉庆，这案子这会儿可能都已经宣判了。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律师，王吉庆不但专业知识过硬，应对庭审的经验和技巧也是寻常律师望尘莫及的。
他先是混淆概念，将“证据”等同于“直接证据”，然后再仿照检方的推理逻辑，利用岳宁状告南苑小区多名业主这件事，形成了一个“看起来”逻辑清楚，事实清晰的证据链。
虽然只是“看起来”，靠这个根本没法给岳宁定罪。
但那并不重要。
王吉庆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看起来”可靠的证据链，来提醒法庭，检方提供的证据，逻辑上是无法闭环的，其推论结果也不是唯一的，还存在其他可能。
客观上，相当于把检方的证据链给废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从开庭到现在一直没有参与法庭辩论的黄宇洋突然举手发言：“我方请求调取新证据。”
审判人员在商量过后，表示同意调取。
“我方要求调取的新证据是一份唇语解读报告。”黄宇洋缓慢而清晰地说道，“检方提供的视频证据，在末尾部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张大鹏曾在岳宁耳边说了几句话。”
“由于录制手机以及距离等多方面原因，我们无法听清张大鹏究竟说了些什么。”
“据我当事人当晚在派出所的口供描述，张大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就是故意的！”
“给你个小教训，长长记性，否则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你惹不起的。”
“在这之前，检方也曾经出示过这份证据。”
“为进一步确认此事，我方请国内知名的唇语专家京都语言大学的陈丽教授，对张大鹏所说的话进行了复原，最终确认内容与我当事人的口供完全一致。”
“大家请看，这里是唇语专家的解读报告、身份证明材料以及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
现场一片哗然。
如果这份新证据能被法庭接受，那这将是证明张大鹏主观上故意以及恶意制造高空抛物的铁证。
“我反对！”王吉庆一时情急，竟然忘记了法庭纪律，直接站起来大声说道，“在我国，唇语解读是不能被当做证据的。”
“可那是事实，不对吗？”黄宇洋面带微笑，侃侃而谈，“作为一名专业律师，您今天好像一直在刻意混淆证据与直接证据这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您是真不清楚，还是装不清楚。”
“唇语解读在我国是不能被当做直接证据，但是可以被接受为间接证据。”
“也就是说，单独靠这一份唇语解读文件，确实定不了张大鹏的罪。”
“但这份唇语解读文件再加上目前检方掌握的所有证据，足以证明张大鹏在这起案件之中具备主观上的故意以及恶意。”
“王律师，您说对吗？”
……
王炸一出，结果就已经没有悬念了。
法庭当庭宣判，张大鹏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社会危害巨大，影响恶劣，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另，判处张大鹏赔偿岳宁包含车辆维修费用在内各项费用合计共865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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