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腐败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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