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是如此。
诚然，随着大量难民蜂拥而入，租界内部的货币体系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剧烈冲击，致使租界物价也随着外界大幅上涨，但是这种上涨，就银币的整体价值而言，比例还算不得多么夸张。
至少像贾三这样的底层小市民，还是可以通过2枚大洋买到不少好东西的，起码粮食方面不用担心和外界一样有价无市。
只可惜，2枚大洋可不是那么好挣的。
尤其是像贾三这样的黄包车夫，辛辛苦苦拉一趟车也就能挣个2至3枚铜元，就算他肯下死力气，也没有那么多生意给他做。
更别说这一行内卷也是相当严重，几十万难民都要讨生活，贾三的竞争对手可想而知会有多少。
否则，黄包车的生意真要好做，贾三也不至于要蹲守在第三等人居住的普通弄堂外招揽生意了，显然，他混得并不如意。
毕竟，只有居住在花园洋房和高级里弄中的一二等人，在出门时大概率才会乘坐黄包车，以他们的收入水平，自然不会在乎几个铜子的花销。
而三等人居住的下等里弄居住的却都是些精打细算、恨不能一个铜板掰两半花的主，想从他们的牙缝里扣出几枚铜子来，不比从葛朗台的牙缝里扣出点东西来的简单。
其实，黄包车蹲点的最佳位置还是二等人居住的高级里弄，以及旅馆、饭店、西餐厅包括医院、电影院等主要消费场所。
这不奇怪。
能居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固然都是些不差钱的主，但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有钱了，结果反而对黄包车缺乏需求。
毕竟，以他们身份地位，出门自然有豪车相送，又哪里用得着什么黄包车呢？
实际上，他们家中不但配有豪车和司机，就连佣人、厨师包括园丁等服务人员也都一应俱全，阵容堪称豪华。
当然，话虽如此，但也不排除他们哪天有特殊情况，又或是来了闲情雅致招一辆黄包车换换口味。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机会一定非常稀少。
也许这些大老爷们出手会非常大方，但是做车夫的那都是要讨生活的，谁会一天到晚闲着没事跑到这里来碰运气呢？
由此可见，贾三的运气究竟有多好了，竟然能在租界内公认的没有油水可捞的低级里弄获得2枚大洋的打赏，这要是说出去，恐怕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人。
不过他可不会这么傻。
真要说出去了，这两块大洋还是不是他的，可就真说不一定了！
要知道，干他们这行可都是要托庇于帮会的，否则就别想安安稳稳的讨口子，所以普通人想在租界讨生活，只有两条路，要么就老老实实交保护费，要么就干脆成为帮会。
贾三上有老下有小，自然不愿意加入帮会过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便只能老老实实在青红帮为他划定的区域内干苦力，同时每月按时足额上缴保护费。
按照青红帮订下的规矩，贾三每个月要交纳3角小洋的保护费，这里的3角小洋可以理解为0.3块银元，如果兑换成铜板的话，大概在150枚—200枚之间。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也即20世纪初，铜元的购买力还是相对可观的，这个时期，一枚银元可兑换128枚至140枚的铜板，往往七八枚铜板就能让一家三口吃上一顿不错的午餐。
那时节，寻常百姓之家一般生活所用的都是铜元，能够用银角和银元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但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三十年代后，铜币的购买力开始大幅下滑，为了稳定经济，湖南、四川、北京、山东等各省开始在最低面额为10文的铜板的基础上又铸造了20文铜板。
但就是这种20文面值的铜板，此时也需要230枚至300枚，才能换取一块现大洋了，由此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何种田地。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等到了民国末年，铜元的价值就更是一落千丈、堪称断崖式暴跌，一度沦落到500至600枚才能换取一枚现大洋的地步。
而贾三，就很不幸的处在了这个铜元最不值钱的时代。
想他辛辛苦苦拉一趟车，也不过就挣个2至3枚铜元，结果青红帮光每个月光抽头就多达一两百铜元，说是敲骨吸髓也不为过。
可偏偏青红帮给他划定的揽客区域又是消费能力严重欠缺的低级里弄，有时候他即便是蹲上一整天，也未见得能够做成一两单的生意。
这样的日子要是过多了，一个月下来，他顶多也就勉强缴纳个保护费，想要养家糊口却是千难万难。
青红帮却不管这么多，每个月该上缴的费用那是一分都不能少。
没办法，为了维持生计，贾三一家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可他们贾家在逃难之前也只是普通人家，又能有多少家底可供变卖呢？
就算手头上有几件祖辈赖以传家的金银首饰，当初为了能在租界站稳脚跟，也一早就变卖掉了，哪里还能存到现在？
迫于生计，家中等米下锅的贾三只能向青红帮借取高利贷，世人皆知高利贷，利滚利来要人命，贾三又何尝不知呢？
可就算明知这是饮鸩止渴，贾三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这么做。
因为借了，他们一家尚能苟活几个月，可要是不借，不出几日，他们一家老小都要活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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