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段祥龙，我又想起冬儿收购回来的我的老公司，想到固执的冬儿，心里不由感到几分纠葛和烦乱。
说句心里话，我对自己的老公司是感情非常深的，在听冬儿说正在召回原来老员工的消息时，我几乎忍不住想回去看看，看看昔日跟着我打拼的老兄弟姊妹。我知道，他们一定都在热切地翘首盼望我回去。
可是，我能回去吗？我还回得去吗？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突然感到了几分悲凉和凄冷。
下午，我和老黎坐在茶馆里安静地喝茶，老黎听我说了集团总裁助理的最终任命结果，还有我在关云飞和孙东凯之间捣鼓的那个猫腻。
听我说完，老黎呵呵笑了，看着我：“小子，你鬼点子不少啊……你能想出这个办法来打破僵局加速领导决策的进程，不简单，我看你颇具有官场破局的潜质。”
“我没有，只是你提示暗示话启发了我而已。”我说。
老黎沉思起来，半天说：“官场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在权力的斗争中，很多时候会出现僵局，似乎大家想进攻却又不想先迈出第一步，似乎大家都想防守却又担心对方先下手，似乎大家都在观察着对方却又看不清自己……同时，官场里的人都是相互制约的，既有权力的厮杀，又有短暂的合作，但是厮杀是主流，合作是插曲……
“而且，这合作也只不过是表面文章，或者说是对大家都无伤大碍的交易……这就是官场中人的制衡，官场制衡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一个能熟练掌握并运用好制衡术的人，必定是一个官场的常胜将军。”
我有些没听懂老黎的话，说：“你说的这些，和制衡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才是官场的制衡之术。”
老黎端起水杯缓缓喝了两口，说：“说起制衡之术，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会有所涉及，也许你是因此而得福，官运亨通。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很无力又很无奈的行政运行方式。很多人认为制衡之术源于中庸之道，其实这恰恰是对中庸之道的错误理解。
“中庸一词源自于《中庸》一书中所提出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原意是应该注意事物过和不及的两个方面，采取中正的办法实施于民众。中庸的‘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而不是当今很多人认为的‘折中’之意。而官场盛行的制衡之术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折中主义的写照，这次你们集团提拔这个总裁助理的事件，说到底就是典型的这种主义。”
我专注地看着老黎。
老黎继续说：“比如你在单位兢兢业业，勤恳工作，工作能力和业绩一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各方面关系也都维护得不错。按道理，当年的先进个人应该给你。但领导考虑到你去年已经得过一次，为了照顾其他下属的情绪，表示自己对下属没有过分体恤之意，同时也是为了调动其他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总之，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先进个人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这时，你该怎么办？愤然而起，痛斥领导不公？如果这么做，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见不到领导了。那么，面带微笑，从容认栽？也许这是很多人不得不采用的表现形式。虽然心里边苦涩一些，但惟有咬紧牙关，继续努力，希望领导龙颜大悦，对你深明大义之举牢记在心，他日必有恩赐。
“但问题是，后年的先进个人又被领导以同样的方式平衡出去了怎么办？在当前的很多事业单位，个人奖励就像接力棒一样传个遍，今年不得，后年必得，大家在心里虽然不满，却也没法公开地发泄。因为这种平衡于情于理似乎都说得通，且还蕴含着一股温馨的人情味。
“长期平衡下去的结果是没有人变得过于突出，也没有人显得过于糟糕，这对单位的整体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但对个人的积极性未免会造成打击……这个例子其实只是制衡之术的基础，充其量算是平衡之术，但这种平衡之术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我不由点点头：“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非常贴合实际！”
老黎继续说：“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单位担任中层领导而且表现突出，深受下属的拥护，你的受拥护程度甚至超过了你的上级领导。如果你对古往今来所有功高盖主的人的下场没有深刻的认识，再加上你遇上个小肚鸡肠又熟练掌握纵横捭阖之术的领导，你所面临的处境就未必有你想象的乐观了。
“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因功高盖主而直接被撤职，除非你的上级领导脑袋进水过多。但也许会有另外一名同事倍受重用，甚至被提拔到和你一样的位置，使你感到你所拥有的权力和荣誉在被另外一个人瓜分。这就是制衡之术在你身上起作用了。”
我不由睁大了眼睛，老黎分析地太精辟了。
老黎继续说：“现今的官场暂且不提，就说在晚清官场上，制衡之术是随处可见的，特别是当汉族官员功劳过大，声誉过高时。曾国藩在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个人功绩、威望和荣誉已经达到了有清以来汉族官员的巅峰。曾国藩虽然深谙并运用道家无为、处下、不争之理，又是主动裁军，又是让曾国荃回家养病，但仍然无法消除当政者那拉氏对他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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