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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桓认为，现在金军已经兵临城下，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社稷江山因此随时都有毁灭的威胁，能与金人议和，就能保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就能保住他自己的性命，所以，赶紧凑足金银，已迫在眉睫，为此他已经不顾一切。
赵桓下诏说：“大金所需犒军物数浩瀚，朝廷竭力应副，如供祀宗庙器皿，亦不敢吝。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谕，尽数供助，尚恐未能敷数。忠义之民，理宜体国，将私家所有愿助国用者，限日下于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
不久，赵桓又下诏说：“蕃衍宅诸王金银绢帛，道官乐官伎术等官及五司官，察视曾经赐带，各家有见在金银，只今纳元丰库。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诸宫观寺庙、奉先普安诸坟、六尚局诸司并开封府公用金银，拘收纳左藏库。”
两天后，赵桓召集宰执们来福宁殿开会，汇报搜集金银的情况。
结果，金仅得三十万两，银仅得八百万两。
这点金银，距离金人所要，差距太大，宰执们惶恐不安，纷纷谢罪，只有李纲不谢。
赵桓很着急，他以为金人若得不到满足，是不会轻易撤军的，于是令张道济去将宫中用于宗庙祭祀的那些金银器皿全都搜集拿来，总共折算了银五百万两，金一百万两。
赵桓随后安排唐重、谢克家、李擢、师骥四人，去往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高俅、王宪、彭端、刘宗元等人家，以及这些人的亲戚家，搜集金银财宝——对这些人家所有的金银珠宝直取，并当日就送到元丰库交纳。
宋钦宗对唐重等人说：“他们若敢徇情隐庇，或转为藏隐，允许知情人告发，一旦查实，给举报人一半充赏，隐藏之人，并行军法。”
这些人当中的蔡京、童贯、高俅，都是赵佶的宠臣，也有已经去世的，如何执中，而身份最特殊的是郑伸，他是赵佶的老丈人，即郑皇后（现在是太皇太后）的父亲，名义上还是赵桓的外公。
可见赵桓的丧心病狂。
为早日凑齐金人所要的金银，赵桓可谓是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
正月十五那天，赵桓又下一道圣旨，要求不管有没有官职，不论何人，只要曾经获赐金带，那么都要将所获赐金带向开封府报告并交纳，若胆敢隐瞒不报，被人举报告发，则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判决和遣送。
也许是觉得这样下圣旨还不够直截了当，效果还不够立竿见影，于是他也学习赵佶的做法，直接用御笔进行指挥。
赵桓写了一份御笔交给尚书省，让尚书省据此直接去（抢夺）取金银。
御笔中写道：
“将曾祗应于娼优之家，并袁陶、武震、史彦、蒋翊、郭老娘逐人家财籍没，并内侍省官、道官、药官曾经特赐金银许系金带人，及杨球、张补、姜尧臣、李宗宝、张师宝、李宗振、宋晖、董庠金银，并仰聂山、何栗、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
这份御笔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直接将点名的这些人家的财产全部没收。
而赵桓点名的主要是三类人，一是娼优之家，二是曾经特赐金银许系金带的内侍，三是杨球等依附于蔡京童贯的一些腐败官员。
（历史上，李师师、赵元奴的财富，就是被赵桓的这条命令夺去，然后献给金人的。）
李邦彦负责落实这件事，他对聂山、何栗等人说：“奉圣旨：御笔中所载之人，若敢狥情隐庇，并转为藏匿之家，允许他们当日自首，如有违抗，并行军法。若其他人，有所隐藏之物，以半充赏。”
后来，殿中侍御史李擢向赵桓建议：“为尽快凑齐金银，可下达一份诏书，凡市民百姓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这样做，不仅可以示民以信，亦可激切来者。”
赵桓当即便同意这样办。
于是，有两个名叫王宜和王革的普通百姓，因为缴纳金银数额多而被授以官职。
中书侍郎王孝迪向赵桓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欲将在京官吏军民之金银，全都收集起来，以满足议和所需，则必须在城内通衢张榜公告，规定期限，令他们全都拿出来交公，期满不交者，斩之。奴婢与亲属以及其他人，能揭发报告藏匿行为的，以半赏之。”
赵桓觉得王孝迪所建议的有理，便同意了王孝迪的建议，还让王孝迪成了一个临时机构，专门负责收簇金银。
王孝迪于是派人在城内通衢到处张榜公告，榜曰：“专领收簇大金国犒军金银所：面奉圣旨，大金国兵马围京城，其势甚急，朝廷为宗社生灵遣使议和，须籍金银币帛，以结盟好。金国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今来所敛金银，上自宗庙、宫禁、乘舆、服饰之物，尽行刬刷，止得十馀万两，银一千二百馀万两。尽数津致前去，大金为见其数未足，复遣使臣谕意，难为退军，兼恐兵众犒赏不均，必致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
东京百姓读到“金银不足，则必致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无不扼腕唾骂，并纷纷议论说，男子杀尽，女人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这王中书所说真是一派胡言，还有人讽刺王孝迪为“四尽中书”，可以与李邺的“六如给事”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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